“安东尼奥同志……”瓦列里开口，声音因为控制不住的难过而有些沙哑，和他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，他的手十分冰凉，像是冰块一样，随后松开。

看着这张熟悉的有些严肃的脸，他鼻腔猛地一酸，一股难以遏制的热流冲向眼眶。

尽管思维依旧如同陷在水中似的，无法进行清晰的思考，但身体内某些情感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。

他清晰地记得，自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亲自带着抚恤金和那枚沉重的‘苏联英雄’金星勋章，敲开安东尼奥家门的那个下午。

安东尼奥的妻子，那位同样有着灰白头发、气质优雅的中学教师，是如何强撑着笑容接待他，如何手指颤抖地接过勋章，又如何在他离开后，在门外他不经意间透过那隔音不好的墙听到那压抑到极致的，随后呜呜的，死死忍耐般的哭泣声。

他们的小女儿，才十三岁，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，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却倔强地没有哭出来，反而用稚嫩的声音安慰母亲：“妈妈别哭，爸爸是英雄，他打败了法xs……”

还有伊娃……他记得把消息带给她在集ti农庄的父母时，那位沉默的老父亲瞬间佝偻下去的脊背，和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。

安德烈的家人……老司机米哈尔在故乡等待他归来的老妻和孙子……

愧疚，浓厚的愧疚，死死的愧疚。

这几乎沉重得让他喘不过气的愧疚，如同冰冷的潮水淹没了本就混沌的意识。

他平时用繁忙的战事，无尽的指挥决策，对胜利的执着将自己层层包裹，瓦列里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对死亡和牺牲麻木了。

但此刻，当这些因他的决策（他心中潜意识依旧是认为是自己决策的问题，这在战后也被医生确认是他的心理创伤），在他的指挥部而逝去的生命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