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. 新设“格致（科技）科”，选拔天文、历法、水利、工程、医学、农学等方面的专门人才。考察相关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。**

5. 新设“武备科”，与传统“武举”（侧重个人勇力）并行，侧重考察兵法韬略、地理舆图、后勤筹算、新式兵器操作与维护等，为军队选拔职业军官。

6. 各科考中者，皆为“及第”，享受国家选拔人才的待遇与荣誉。但授官时，原则上按科分流，“明法”入法司、监察系统，“明算”入财税、工商系统，“格致”入各专业衙门或国立研究院，“武备”入各军任初级军官。“进士科”及第者，可作为通用型人才，补充各地方、各部门。

7. 所有科目，均设立从州县到省（路）再到礼部（中央）的多级考试体系，并强化对考生身份、品行的审查，防止冒滥。同时，在国子监及各地官学中，逐步增设相应科目的教学内容。

“如此，”陈太初总结道，“读书人可根据自身志向与特长，选择不同的报国之路。朝廷亦可得到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，而非所有人都挤在诗赋经义这一条独木桥上。这是‘与士大夫及百姓共治天下’在人才选拔上的体现，也是为新政的长久实施储备力量。”

方案一出，厅内鸦雀无声。这改革的幅度，甚至比官制、财制更为深刻，直接触及了文化与教育的根基。那位老翰林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一时无从反驳。陈太初的话语站在了“经世致用”的道德高点，且并未完全废弃传统进士科，让反对者难以找到有力的攻讦借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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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栗沉吟良久，方道：“分科取士，确能解专门人才匮乏之急。只是……‘格致’、‘明算’等科，所学所考，是否有悖圣人之教？且这些技艺之人，与进士出身者同列朝班，是否妥当？”

“文缜，”陈太初正色道，“大禹治水，非通水利不可；诸葛亮制木牛流马，非明机巧不行。圣人之教，教的是心性与道理，而非具体的谋生技艺。让专门的人才去做专门的事，正是物尽其用、人尽其才。至于朝班序列……既同为国家选拔的及第之士，自当以品级、职务论高下，而非以出身何科论尊卑。这，也是新制‘名实相符’的体现。”

讨论持续了很久，反对与疑虑不少，但陈太初准备充分，论述有力，更关键的是，他指出了当前新政急需各类专门人才的现实困境。最终，在宗泽等务实派的支持下，科举改革的基本框架被原则性通过，交由礼部会同国子监等部门细化条例。

然而，与科举改革相比，接下来要讨论的军队问题，让在座的文官们神情更加紧张，甚至带着一种深深的忧惧。

“王爷，”何栗的声音带着沉重，“新军制度，关乎社稷安危，不可不慎。唐之藩镇，前车之鉴不远。我朝太祖立国，杯酒释兵权，行更戍法，设枢密院与三衙分权，皆是为防武人坐大。如今新政，若处置不当……”

他没有说完，但意思很明白。在场的文官，包括一直支持变法的宗泽在内，对于军队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忌惮。他们承认岳飞、韩世忠等将领的忠勇与能力，也知道强兵的重要，但更深的恐惧在于：这些“骄兵悍将”，在陈太初这位强势统帅在时自然能驾驭，可一旦陈太初不在了，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新的藩镇、新的叛乱根源？

陈太初静静听着，脸上没有多少波动。他理解这种恐惧，这是宋代“重文抑武”国策下文官集体的心理烙印。但他的解决思路，与他们，甚至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，都截然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