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嗯。”Shirley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，“她应该才是真正的决策者。顾思源在给她铺路。”

“那我们明天……”

“按原计划。”Shirley转身走向酒店大堂，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声音清晰而稳定，“但所有数据，再核对一遍。特别是那三个项目的政策风险模拟——顾雨霖是剑桥金融硕士，她看得出来漏洞。”

回到房间，她脱掉高跟鞋，赤脚走到窗前。

窗外，SZ的夜景璀璨得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电子烟花。她打开笔记本，调出明天要演示的PPT，一页页翻过去。

数据。图表。模型。风险评估。

一切都完美。

完美得像顾雨霖说的——“正确得滴水不漏”。

她闭上眼，手指按了按太阳穴。

眼前闪过一些画面：很多年前，她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谈判，紧张得手心出汗，在卫生间里反复背数据。后来是纽约，是伦敦，是香港……一场又一场，一年又一年。

她学会了永远保持微笑，学会了怎么回答各种刁钻问题，学会了在对方说“你太正确了”时，礼貌地回答“谢谢夸奖”。

也学会了，把某些时刻——比如三万英尺高空的那次擦肩，比如烂尾楼雨夜的火光——锁进记忆最深处，然后继续扮演那个“正确”的Shirley。

因为这个世界，韩安瑞们只相信“正确”。

不相信“感受”。

她睁开眼，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一行字，加在PPT的最后一页：

【真正的风险，往往隐藏在所有人都认为‘正确’的路径之外。】

然后保存，合上电脑。

窗外，夜色深重。

明天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

而她，已经准备好了。

用她这些年学会的一切——那些“正确”的、精致的、毫无破绽的一切——

去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