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页是一份内部备忘录，抬头是苏砚公司安全部门的标志，时间是今天凌晨四点十二分。备忘录上只有三行字：

“苏总：设备序列号匹配结果已出。目标设备的历史登录日志显示，三天前凌晨两点至四点之间，该设备被远程唤醒，执行了至少六次文件生成任务，每次任务均在‘导师签名文件’的元数据中留下了晶振时间戳。操作来源IP经多层跳转后指向本市，最后一跳节点为明德律师事务所大楼内部网络。”

明德律师事务所。

陆时衍现在工作的地方。

也是他导师陆明德创办的地方。

陆时衍把备忘录翻过来，背面是空白的，只有在右下角，有人用黑色签字笔写了一行字。字迹很工整，是一笔一划的楷体，和苏砚平时签名时那种凌厉的连笔完全不同，像是刻意放慢了速度写的。

“陆律师：你办公桌上的笔记本电脑，是导师配发的吗？——苏。”

这句话的末尾没有“砚”字，只留了一个姓氏。

但陆时衍盯着那个“苏”字看了很久，久到他的眼眶开始发酸。因为那个字的最后一笔收笔的时候有个微不可查的上挑——那是长期签名习惯带出来的，签名的时候连笔连惯了，连单独写一个字都控制不住。她本来想签全名，但是写到姓的时候改了主意，只留了姓，把名字咽了回去。

她在克制。

这个人，连在一张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备忘录背面写字，都在克制。

陆时衍把备忘录折好，放进了自己西装的内袋。位置和刚才苏砚放那封手写和解协议的位置一模一样。

然后他拿出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
响了三声，接通了。

“喂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的、带着痰音的声音，语气温和，像任何一个年近七十的长者。

“老师。”陆时衍说。

“时衍啊，怎么这么晚打电话？”

“不晚。下午四点。”

“哦哦，我午睡刚醒，还以为天黑了。”老人在电话里笑了笑，笑得和蔼可亲，“案子怎么样了？上次跟你说的方法，用了没有？苏砚那边有没有什么反应？”

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但他的声音稳得像是站在法庭上做开场陈述。

“用了。”他说，“效果很好。她已经开始乱了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老人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松弛的满意，像是听到学生交了好成绩的老师，“这次一定要把她彻底打垮。她父亲欠的，让她来还。”

“老师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您认识苏砚的父亲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这两秒的沉默，在陆时衍的耳朵里比整个庭审过程所有的质证交锋加起来都漫长。

“当然认识，”老人说，声音里的温和没有减损半分，“我代理过他公司的破产案嘛。不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，你那时候还在读法学院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陆时衍说，“就是想确认一下。”

挂掉电话之后，他把手机放在桌上，用手掌盖住了屏幕。

手机屏幕透过他的指缝漏出冷白色的光，照在他的脸上，把他的表情切成了一道一道的光影。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下颌线绷得死紧，喉结又动了一下。

苏砚留下的文件袋里还有第三样东西。

他把文件袋倒过来，从袋底滑出一张小纸条。纸条是从收银小票的背面撕下来的，边角印着半截便利店的名字和日期——今天早上七点十三分，离苏砚公司最近的罗森便利店。

纸条上只有一句话：

“你的电脑是被远程操控的。不是你做的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。——砚。”

陆时衍把这张从便利店小票背面撕下来的纸条捧在手里，看了又看。纸片很薄，便利店热敏纸的质地，放久了字迹会褪色，留不住的东西。但苏砚偏偏选这种纸。

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矛盾。她把最核心的商业情报封装在加密文件袋里，却把最私人的一句话写在最不值钱的纸上。她在合同条款上分毫必争，却在协议的最后一刻留了一行小字，告诉他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无辜。

“我不是没有见过强大的人。”陆时衍对着空荡荡的会议室说了一句。

没有人回答他。

窗外的夕阳正好沉到对面写字楼的楼顶后面，会议室里的自动感应灯亮了起来，把他一个人的影子投在白色的墙面上，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到像一个站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的人，张开手臂，准备说出自己所有的底牌。

他的手边，那张手写的和解协议还摊在桌上。

第一条，原告方放弃全额赔偿，象征性索赔一块钱。

第二条至第九条，密密麻麻的技术性条款，涉及竞业限制、数据归属、未来合作框架。

第十条，也是最后一条，用钢笔写在整张纸最底端的位置，墨迹比前面都淡，像是写到这一条的时候笔已经快没水了，用力压着笔尖才勉强写出来。

“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甲方律师陆时衍自愿退出本案代理团队，并与乙方苏砚女士共同组建独立调查组，追查本案所涉一切非法行为之真正责任人。”

下面有两个签名栏。

一个是“甲方律师”，空着。

一个是“乙方”，也空着。

但在乙方的签名栏旁边，有一滴很小很小的水渍。水渍已经干了，在被扯歪的横格纸上留下一个淡淡的圆形痕迹，边缘微微发皱，像是有人低头看这张纸的时候，睫毛上沾的什么东西不小心掉在上面。

会议室外，苏砚站在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前面，买了一罐无糖乌龙茶。她把冰冷的易拉罐贴在额头上，贴了很久，久到贩卖机的灯光自动灭了，把她一个人留在走廊的阴影里。

然后她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那张手写的和解协议，展开，铺在贩卖机旁边的窗台上，从包里摸出一支笔。

她的笔尖悬在“乙方”签名栏上方，悬了很久。

久到走廊尽头电梯叮的一声打开，有人走出来，脚步由远及近，在她的身后停住。

“需要我帮你签字吗？”陆时衍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沙哑的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度。

苏砚没有回头。

“你自己的那份还没签。”她说。

“签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刚才你在自动贩卖机前面发呆的时候，我把你的笔顺走了。”陆时衍把一支签字笔从她肩头递过来，笔尖朝下，笔帽已经摘掉了，笔身上还带着他掌心的温度，“还你。”

苏砚接过笔，转身看着他。

走廊的灯光从头顶照下来，把他们两个人罩在同一个光圈里。陆时衍的西装外套搭在臂弯上，衬衫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，锁骨隐约可见，锁骨上方有一道淡淡的红痕——大概是熬夜的时候无意识地挠的。他看起来疲惫、凌乱、不像一个在法庭上气场全开的金牌律师，而像一个花了很多年才终于走到某个人面前的人。

“你刚才在会议室里说，我从第一天就适合退出这个案子。”苏砚开口，“那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开始不适合的？”

陆时衍低头看着她手里那张被她捏了一路的横格纸，纸上多了一道新的折痕，正好穿过最后一行的“自愿退出”四个字。

“大概是在停车场，你用手机砸我车的后视镜的时候。”他说。

“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。”

“我认识。我认识你的案子三个月了，研究过你公司所有的公开财报，看过你所有公开演讲的视频，还去你母校图书馆翻过你当年的毕业论文。你的论文致谢只有一句话。”

苏砚的眼神晃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