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行在的备战密令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在陈远掌控的辽阔疆域内激起了层层扩散的涟漪。

但这一次，备战不再仅限于高层密议，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公开而系统的方式，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。

第一道涟漪，荡漾在军营。

从西安发出的八百里加急军令，在半月内抵达全国三十六处主要驻防地。

与以往“秘密调兵”不同，这次军令公开宣布：“为卫戍北疆，保境安民，着各地驻军依新制整编操练。”

整编的核心，是陈远与兵部尚书孙传庭、北伐大都督赵胜反复推敲后制定的 “新军制”：

编制革新：废除卫所制残余，全面推行“镇—协—标—营—哨—队”六级编制。一镇辖三协，一协辖三标，依此类推。最基础的战斗单位“队”，定员50人，设队长、副队长、教导（宣教官）、军需、医护各一。编制标准化，便于指挥、补充和计算战力。

兵种合成：每“标”（约1500人）必须包含：步兵营（燧发枪、长矛）、骑兵哨、炮兵队（轻型佛朗机或臼炮）、工兵队、医护队。强调多兵种协同作战。

分级训练：将军队分为三级：

常备军：二十万，装备最精良，训练最严格，常年驻守要地，随时可战。赵胜直属的“朔方铁营”、秦玉凤的“凤翔营”为核心。

预备军：三十万，由各地驻军及部分屯田兵组成，每年集中操演三个月，保持战斗力，随时可补充常备军。

守备军：五十万，由地方团练、巡检司及新募兵员组成，负责地方治安、城防、工役，并作为预备军的后备。

诏令明确：三年内，需练成“百万可战之兵”。

这个数字，让许多老成持重的文官倒吸凉气，但陈远在诏书中算了一笔账：“今大陈治下，丁口已逾四千万。百中取二，五丁抽一，何难之有？且预备、守备，亦民亦兵，不废农时，不耗国力。”

第二道，也是更汹涌的涟漪，出现在广袤的乡野和新兴的城镇。

募兵不再是简单的“抓壮丁”。陈远采纳柳如是建议，颁布了《新募兵令》，其核心是“以利诱之，以名励之，以制束之”：

厚饷：常备军士卒月饷二两，战时加倍。阵亡抚恤银五十两，免其家赋税十年。重伤致残者，由官府供养终身。这待遇远超明朝边军，甚至优于许多手艺工匠。

授田：服役满五年无过失者，退役时可于新辟边地（如河套、辽东）授田五十亩，免赋五年。立战功者，按功加授。

前程：设“讲武堂速成科”，从行伍中选拔识字、有勇略者入学，毕业即可授初级军官。打破“好男不当兵”的旧观念，从军成为寒门子弟晋升的途径之一。

荣誉：阵亡者入祀“忠烈祠”，地方官岁时祭祀。立大功者，赐“勇士”、“锐士”称号，载入地方志，光耀门楣。

诏令所至，反响剧烈。

在刚经历战乱、地少人多的山西、陕西、河南，许多无地或少地的青壮踊跃报名。

太原募兵点前，人山人海。

一个叫王二虎的陕北后生，因家贫年过二十未娶，咬牙报名：“当兵吃粮，死了有抚恤，活了有田分，咋都比饿死强！”

在相对富庶的江南，反应则复杂些。

苏州府最初半月无人应募，知府愁白了头。

柳如是派出“宣慰使”，在当地茶楼酒肆宣讲“汉唐雄风”、“封狼居胥”，并请来归顺的前明将领现身说法，讲述北方草原的广阔与机遇。

渐渐地，一些破落户子弟、渴望建功立业的书生，也开始投笔从戎。

松江才子陈子龙，竟变卖家产，自募乡勇百人，北上投军，声称“大丈夫当效班超，立功异域，岂能老死牖下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