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政的激流与保守势力的顽石剧烈碰撞，其最激烈的火花，终于在帝国统治相对薄弱、社会矛盾尖锐、且受新政冲击尤为直接的地区迸发出来，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叛乱。

启明六十三年夏，四川 与贵州 交界的山区，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“教案”兼“抗税”暴动，并迅速蔓延，波及数府之地。

这场叛乱的诱因复杂，是各种不满情绪的总爆发：

1. 新政“阵痛”集中体现：当地正在勘探矿藏、规划铁路，强征土地，补偿不足，引发农民激烈反抗。

新式学堂的建立，挤占了原乡绅控制的“学田”收入，并传播“异端邪说”，引起士绅仇视。

“废缠足”令在闭塞山村被粗暴执行，激化民怨。

2. 旧有社会矛盾：该地区本就土地兼并严重，土客矛盾、民族矛盾交织。

地方官腐败，胥吏横征暴敛，民众积怨已久。

3. 教案火上浇油：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当地积极活动，购置田产，包揽诉讼，袒护教民，与地方官府、士绅、民众关系紧张。

新政带来的社会变动，加剧了这种紧张。

叛乱最初的导火索，便是一起普通的民教纠纷，地方官处理不当，偏袒教民，激起大规模民变，打毁教堂，杀死外国传教士一名及数名教民。

4. 会党与旧军余孽煽动：当地秘密会党与对裁汰不满的绿营兵弁、散兵游勇勾结，趁机起事，打出“反新政”、“诛洋教”、“保乡里”等口号，裹挟大量破产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对现状不满的民众，很快聚众数万，攻占数座县城，声势浩大。

叛乱消息以加急电报传至北京，朝野震动。

这是“启明”立国以来，首次爆发如此大规模、带有明确“反新政”色彩的内乱。

保守派暗自窃喜，认为这是新政“天怒人怨”的明证，纷纷上奏要求“下诏罪己”、“暂停新政，以安民心”，甚至有人影射攻击主持新政的官员。

主政的仁宗皇帝及维新派阁臣则又惊又怒，意识到这是对新政成果和朝廷权威的严重挑战，必须迅速平定，否则各地效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仁宗立即调派四川、云南、湖南 三省驻防新军及部分尚未裁尽的绿营精锐，由一位干练的提督 统率，前往平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