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日后，永徽帝在宫内偏殿非正式地接见了跋陀罗及其两位主要弟子。殿内布置简朴，焚着淡淡的檀香。永徽帝并未着朝服，只穿常服，以示亲切。跋陀罗等人亦换上了相对整洁的僧衣，恭敬行礼。

“大师远来辛苦。”永徽帝温和开口，“不知大师在那烂陀寺，任何职司？此番东来，携有何等经典？于中土弘法，有何期许？”

跋陀罗通过一位略通梵语的鸿胪寺译语官（同时也是一位居士）转述，从容答道：“陛下垂问，贫僧惶恐。贫僧于那烂陀寺，忝为‘都讲’（高级讲师之一），略通因明（逻辑学）、声明（语言学）、医方明（医学）及般若、法相诸部经典。感于东土大乘气象恢宏，然经典译传颇有阙漏，尤甚晚近百年，战乱频仍，旧译散佚，新经未传。故发愿东行，携得部分梵本贝叶经，约二百余夹（夹为梵经计量单位），涉及《大般若经》后续部分、《瑜伽师地论》精要、因明论典数部、以及部分密教仪轨。愿乞陛下恩准，于洛阳设立译场，邀集中土博学高僧大德，共同参详，将正法流传，利益东土众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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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徽帝仔细听着，他对佛教义理了解不深，但对方提到的“因明”、“声明”等“五明”之学，以及对方沉稳的气度和清晰的表达，让他感到这并非寻常游方僧，而是有真才实学的学问僧。他问道：“翻译经书，非一人之力可成。大师需要何等协助？”

跋陀罗道：“译经大事，需‘译主’（精通梵文、主持翻译者）、‘证义’（验证义理是否准确）、‘证文’（核对梵文原文）、‘笔受’（记录译文）、‘缀文’（润饰文字）、‘刊定’（删减重复）、‘润文’（文采修饰）等职司协同。贫僧可充译主、证文，然急需中土精通佛法义理、文采斐然之高僧大德担任证义、笔受、缀文、润文等要职。另需安静宽敞之场所，充足纸墨，以及若干通晓梵语或天竺俗语之协助人员。”

永徽帝沉吟片刻。他想起秘书省和兰台近年正在搜集遗书，充实藏书，译经之举，正可与之相辅相成，丰富帝国文化宝藏。且扶持译经，也能向西域、天竺展示帝国对文化的重视与包容，与之前和波斯建交、探索海洋等举措一样，都是塑造“天朝上国”形象的一部分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官方主导译经，可以将佛教活动纳入一定规范，避免民间滥传异说，影响社会安定。

“大师志弘佛法，其心可嘉。”永徽帝最终道，“朕准尔所请。着鸿胪寺于寺内腾出院落，设立译场，所需物资，由光禄寺支应。另，诏令天下僧司，举荐通晓经论、文笔俱佳之沙门，赴洛阳译场参与译经。译场一应事务，由鸿胪寺卿总领协调，但具体译经事宜，以跋陀罗大师及中土高僧共议为主。所译经论，每成一部，需誊写副本，一部送宫中览阅，一部藏于兰台，一部颁予洛阳大寺供奉宣讲。”

旨意一下，洛阳佛教界为之振奋。鸿胪寺迅速行动起来，将一处闲置的宽敞院落整理出来，布置成译场。院内正厅设为翻译主殿，侧厢作为经卷存放、校勘、抄写及僧人休憩之所。光禄寺拨来了上好的纸张、笔墨、灯油、熏香以及每日饮食。

很快，由各地僧司举荐或闻讯自愿前来的中原高僧陆续抵达。其中最有名望的是一位法号“法显”（此非东晋法显，乃同名虚构高僧）的老僧，出身江南名刹，精通《般若》、《法华》诸经，文采斐然，被公推为证义和润文的首席。另有几位擅长因明、律学的中青年僧才也加入进来。鸿胪寺还从西市胡商中寻得两位粗通梵汉的粟特人，以及一位早年曾随商队到过天竺、略懂俗语的老译语官，作为辅助人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