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答完毕，会场出现了几秒钟绝对的寂静。这寂静中充满了震撼。远介没有回避，没有含糊其辞，而是给出了一个极具技术细节、甚至包含前瞻性临床规划的回答。

他将最大的风险，转化为了展现其科研严谨度和伦理勇气的舞台。

凯特·陈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凝视了远介几秒钟。他脸上的锐利线条似乎柔和了一瞬，那是一种遇到真正硬核对手时，研究者本能流露出的、混杂着审视、评估和一丝难以察觉的认可的神情。

最终，他没有再追问，只是极轻微地点了一下头，坐回了座位。

他身旁来自斯坦福的同事立刻凑近，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在他耳边说：“老天……他要么是历史上最严谨、最大胆的生物医药科学家，要么……就是有史以来最会撒谎、最能包装的疯子。我分不清，凯特，我真的分不清。”

凯特·陈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自己迅速在平板电脑上记录下的关键词：多级靶向、p53监测模块、Li-Fraumeni亚组研究。

他的指尖在屏幕上悬停良久，最终，在“疯子”这个词旁边，画上了一个小小的问号。

未等观众完全消化这个重磅问答，又一个人站了起来。

与凯特·陈的学术锋芒不同，此人起身的动作带着一种官僚系统特有的沉稳（或者说迟缓）。

他大约五十多岁，灰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戴着无框眼镜，身着深蓝色西装，胸前别着欧盟旗帜徽章。

“远介先生，下午好。我是朱利安·莫罗（Julien Moreau），代表欧盟委员会生物伦理与新兴科技监管局。”

他的法语口音英语显得字正腔圆，措辞谨慎：“您展示的前景无疑令人印象深刻。然而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监管者和伦理考量者，我必须提出一个超越单纯技术安全性的问题：社会可承受性问题。”

他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台上三位重获希望的老人，却仿佛看到了更远处波涛汹涌的社会图景。

“如果TSSR-1994如您所言，能显着延长健康寿命，哪怕只是几十年，将引发一系列深远的社会经济地震........“

”全球养老金和社保体系将因领取年限大幅延长而面临崩溃风险；“

”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更严峻的代际竞争，年轻人上升通道可能被‘不老’的老年人进一步堵塞；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