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等对方反驳，继续道：“至于祖制，太祖高皇帝当年行海禁，乃因张士诚、方国珍余党窜逃海上，为绝其患。如今时移世易，海上情势已变。我朝若一味禁绝，无异于将万里海疆与巨利，拱手让于私商与盗匪。恢复市舶，正在于变被动禁绝为主动管理，将利权收归朝廷，整饬水师，如此方能真正靖海安疆！”

“荒谬！”一位礼部侍郎出列反驳，“杨阁老只言其利，不言其害！海禁不仅是防患，更是维系华夷大防，保全圣人教化！若允外商纷至沓来，奇技淫巧、异端邪说流入中土，坏我民心，乱我纲常，此祸之烈，犹胜于倭寇刀兵！且杨阁老条陈中，予那市舶提举如此重权，凌驾地方，若其人生出异心，东南半壁，恐非朝廷所有！”

这时，一份来自江南的密奏副本，由内侍当庭宣读。

那是文贵根据皇帝授意，精心整理的部分内容，详细列举了近年来沿海走私的规模、主要参与的地方豪强、以及因此导致的税收损失和武备废弛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

数据冰冷而残酷，比任何道德文章都更有说服力。一些中间派官员开始交头接耳，面露沉思。

支持杨廷和的官员，主要是些较为务实、或在户部、兵部任职的官员，也开始发声：

“陛下！国用匮乏，九边将士粮饷尚且拖欠，若再无开源之策，恐生大变！市舶之利，前宋已有明证，若能成功，岁入何止百万？此乃解燃眉之急的良方！”

“整饬水师，需巨额钱粮。若无市舶税收支撑，空谈海防，不过是纸上谈兵！杨阁老所议，正是一举两得！”

廷议顿时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场。双方引经据典，各执一词，争吵不休。

反对者高举“祖制”、“华夷”大旗，支持者则紧握“国用”、“实利”之剑。皇极殿内，往日庄严肃穆的气氛被一种躁动与紧张取代。

朱厚照始终端坐，静静地听着，仿佛一尊沉默的山岳。

他任由双方争论，不偏袒，不打断，直到声浪渐息，众臣都将目光重新投向他，等待最终的裁决。

他目光扫过下方神色各异的群臣，最终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定鼎乾坤的力量：

“今日之议，朕已尽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