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启蒙图说》初稿引发的风波，在文贵“于谬误中求进步”的定调下，非但没有挫伤士气，反而激发了一种更为务实和精细的钻研氛围。

学堂内不再是最初的盲目尝试或僵硬照搬，而是多了一种“较真”的劲头。每个人都开始像解剖牛一样，试图将复杂的技艺分解到最根本的环节。

李振泉的变化最为显着。

他不再执着于《九章算术》的章句，而是带着几个悟性稍高的学员，干脆住到了码头上。

他们不再满足于那个有漏洞的“投木片测速法”，而是设计了多种测量方案：利用岸上固定标记分段计时，观测不同航向、不同风帆角度下的速度变化，甚至尝试记录潮汐对船速的影响。

每一次测量，他都要求学员详细记录所有条件数据——风力估计、帆角、装载、水流方向，然后一起核算、比对、分析差异。

“看，此处顺流，即便风力稍弱，船速亦快于逆风强风时。可见水流之力，不可忽视。”

李振泉指着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格，对围拢的学员讲解，“以往只凭老水手‘感觉’，如今我等有了这些数据，便可尝试总结规律，甚至……预测！”他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，那是发现新天地的兴奋。

算学不再是无用的屠龙术，而是解开海洋秘密的钥匙。

他开始着手起草《舟船行速与风、流、帆角关系初探》的笔记，这已远远超出了《启蒙图说》初稿的范畴。

陈阿木的工坊里，则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“解牛”。在王良派来的文书和画师的“逼迫”下，他不得不绞尽脑汁，将那些“只可意会”的手感，用最朴素的语言和尽可能精确的图示表达出来。

为了说明“凿刃与木纹呈三十度角”，他最终和王良一起，用硬纸板做了个简易的量角器，让学员可以比照着调整凿子角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