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永年的密信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在吉安府衙和更上层的权力圈层中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

吉安知府张汝贤，一位浸淫官场多年的老吏，接到密信后，并未立即表态。

他捻着胡须，在书房内踱步良久。

吴永年所奏，直指地方积弊核心，若能借此东风，或可成就一番政绩。

但刘家……乃至其背后可能牵连的更多地方势力，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隐约听闻，那位在南昌府的宁王殿下，近年来对地方事务“关切”日增，而刘家似乎与宁王府的某些属官有过往来。

“这个吴永年，还是太年轻气盛啊……”

张汝贤轻叹一声。

他提笔回了一封措辞含糊的公文，既肯定了清丈田亩的重要性，要求吴永年“稳妥办理，勿激民变”，又暗示“地方安宁为重，遇有难处，可详加斟酌，徐徐图之”，并只字未提对刘家的具体支持。

这等于将皮球又轻轻踢了回去，既不得罪推行新政的朝廷，也不愿轻易卷入地方豪强的泥潭。

然而，吴永年通过特殊渠道直送通政司的密信副本，却以更快的速度，摆在了西苑精舍朱厚照的御案之上。

一同呈上的，还有石文义附上的简短情报，点明泰和县刘家与江西宁王府长史司一名属官有姻亲关系，且宁王近年来在南昌广蓄田产、结交江湖人士，其动向“颇堪玩味”。

朱厚照看着这两份文书，眼神骤然锐利。

他推行新政，最忌惮的便是这种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以及地方势力与宗藩可能的勾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