窑厂的事暂交赵武打理，李嵩换了身寻常布袍，带着温先生往王家村去。晨露打湿了田埂，桑林里传来蚕农们的谈笑声，与昨日窑厂的压抑截然不同。

“大人，前面就是王家村的打谷场了。”温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地，那里已经聚了不少人，陈爷爷正站在石碾上，手里拿着块桑盟牌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李嵩放缓脚步，远远看着。打谷场的木桩上挂着新摘的桑叶，几个农妇蹲在地上分拣，孩子们围着石碾追逐，手里攥着桑枝编的小玩意儿。阳光穿过桑树叶，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，透着股踏实的生气。

“陈爷爷，您就说说吧！巡抚大人要是真能听咱们的，这蚕税能不能降点？”一个年轻蚕农喊道，引来一片附和。

陈爷爷敲了敲桑盟牌，声音洪亮：“降税不是小事，但咱们得把心里话掏出来！昨儿沈公子让人捎信，说巡抚大人要听‘实在话’，咱们就捡实在的说——这些年张万堂把丝价压得太低，蚕农辛苦一年，连口粮都换不够；还有那漕帮，过路费一加再加，运趟蚕丝比卖的还贵……”

李嵩听得心头沉重。他在衙门里看的账册，写的是“岁入丰盈，民生安乐”，可眼前这些人的话，才是真正的“民生”。

“陈爷爷，”李嵩走上前，拱手道，“在下李三，是沈公子的朋友，听说乡亲们有难处，特来听听。”他没亮身份，只想当个普通听众。

陈爷爷眯起眼打量他，见他虽穿着布袍，举止却透着稳重，便点点头：“既然是沈公子的朋友，那便是自家人。来，坐。”他让人搬来块青石板，“你说说，这税到底能不能降？”

“降税不难，难的是降了税，朝廷的差事怎么办？”李嵩反问，“桑苗要育种，蚕房要修缮，都得花钱。若是只降税，不解决这些，怕是治标不治本。”

这话戳中了要害。蚕农们面面相觑，一个老汉叹道：“大人说得是。去年官府免了两成税，可张万堂的丝行把价压得更低，咱们反倒亏得更多。”

“那依你看，该怎么办？”陈爷爷追问，手里的桑盟牌攥得更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