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李仕山深入内部，眼前一大片低矮的砖瓦房沿着塌陷区的边缘铺开。

房子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矿务局统一建的，红砖墙，石棉瓦顶，规格一模一样。

现在红砖已经变成了灰黑色，石棉瓦顶补了又补，裂缝从墙根一直爬到窗框。

有的房子塌了半边，用塑料布蒙着，塑料布被风吹得鼓一下瘪一下，像在喘息。

碎石子和煤灰混在一起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

路边的空地上堆着废弃的矿车和早已停转的卷扬机，铁锈厚得像一层红褐色的苔藓。

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晒太阳，目光空洞。

对这群从考斯特上走下来的人，表情木然，没有好奇，也没有期待，像是已经对任何外来的人和事都失去了反应。

一个穿灰布棉袄的老人坐在最靠外的那把凳子上，手搭在膝盖上，手背上青筋一根根凸起来，指节粗大变形。

李仕山以前见过这样的手，父亲说过，这是常年在井下挖煤留下的痕迹。

在这个老人旁边的院墙上刷着一条标语，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了：“安全生产，利国利民”。

标语下面堆着几袋煤渣，用破塑料布盖着，大概是他冬天取暖的燃料。

李仕山走过去，问了问情况。

“大爷，今年高寿了？”李仕山蹲下来。

“七十一。”老人看着他，眼睛浑浊，但声音还算清楚。

“在井下干了多少年？”

“三十八年。十六岁下去的。”

“儿子呢？”

“接过我的矿灯，又干了十几年。矿关了，去了南方打工。孙子扔给我和老伴。”

“每个月能拿多少？”

“几百块。不够用。”老人指了指屋后那片空地，“我在那边刨了块地种菜，每天推着小推车走四十分钟到城里去卖。”

“矿上没人管了吗？”

“矿务局撤了，街道办也搬走了。连个管事的人都找不着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