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，没有悲愤，没有控诉，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。

李仕山站了起来。

刘书记在旁边压低了声音说，这里是元川最早关闭的一座煤矿，关停快十年了。

再往里走，看见了矿区的办公楼，墙上刷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标语：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。

字是用油漆直接刷在墙上的，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，大部分已经剥落，只剩下“大庆”两个字还勉强可辨。

办公楼后面是几排矿工宿舍，砖墙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，窗玻璃碎了大半。

从窗户往里看，还能看见墙角堆着的旧胶鞋和落满灰尘的搪瓷饭盒。

宿舍前面的空地上，几个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，看见车子开过来，都站起来往这边张望。

他们的表情和刚才的老人一模一样，空洞、茫然，像是被遗忘在时光尽头的旧照片。

林晓站在矿工宿舍前，看着那几个蹲在墙根下的老人，眼镜片被风吹得蒙上了一层灰。

她摘下眼镜擦了擦，低声对李仕山说：“李省长，我刚才看过这些资料”

“这座矿关停那年，有三万名矿工下岗，矿务局只给了每人不到两万块钱的安置费。这些人，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李仕山没有回答。

他站在那块刷着褪色标语的旧墙前面，看着那些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。

阳光照在他们脸上，把他们脸上的皱纹照得一清二楚。

李仕山一直相信数据会说话。

GDP、财政收支、产业结构比例，每一项都可以量化，每一项都可以分析。

但此刻，那些躺在汇报材料里的数字，和墙根下这些晒太阳的老人之间，隔着一道他暂时还没找到桥的鸿沟。

当天晚上，座谈会在北埕县县委召开。

孟树国把元川的家底全摊在了桌上。

财政年收入已经连续三年全省垫底，支柱产业随着煤矿关闭崩塌式萎缩。

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，塌陷区治理光是初步规划就需要十几个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