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见自己躺在地上。

这感觉很怪——我知道那是我的身体，侧卧，蜷缩，左手压在身下，姿势像睡着。被子踢到一半，露出光裸的小腿。嘴唇张着，能看见发灰的舌尖。

李健站在床边。

他在摇我，喊我的名字。他的脸凑得很近，嘴一张一合，声音却很远，像隔着一层玻璃。我看见他掏出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好几下——是在发抖——然后他把手机贴在耳边，说着什么。

我听不见。

房间里进来人了。不止一个，好几个。有人把我抬上担架，有人在我胸口按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有女人的尖叫，有男人的呵斥，有拖鞋踩在走廊瓷砖上的啪嗒声。

我被推上救护车。

车顶很白，灯很亮。有个年轻医生跪在我身边，撕开我胸口的衣服，电极贴上去，冰凉的。他盯着监护仪，眉头越皱越紧，然后他开始按压，频率很快，每次压下去我的肋骨就咯吱响一声。

“室颤！”

“充电！清场！”

我飘在半空，看着自己的身体像一条脱水的鱼，随着电流跃起又落下。

“还是室颤！”

“再来一次！”

我不知道他们重复了多少次。

后来医生停了。他低头看表，然后抬头，对角落里一个看不清脸的人摇了摇头。那人摘下口罩，开始收拾仪器。

我被推到一个房间。

很安静。有人把我身上的电极片撕掉，有人把我的眼睛合上。床单是白色的，墙壁也是白色的，灯光不太亮，照出空气里漂浮的微尘。

我想：原来这就是死。

没有传说中的隧道和光，没有走马灯，没有来迎接的亲人。只是安静，很安静，安静到能听见隔壁房间护士在打电话：“……对，二十八岁，男，心源性猝死，嗯，年前最后一个了。”

她在说“最后一个”的时候，语气是轻松的。

凌晨三点。

李健在走廊打电话。他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能听见。

“……阿姨，我是他同事……陈默他，今天晚上……”

停顿。

“……您别急，您先别急……”

更长的停顿。

“……他喝酒了，年会，公司让喝的……不是，不是意外，是……”

他捂住脸，肩膀颤抖。

电话那头传来极尖锐的一声哭喊，像刀子划破玻璃。我听不清喊的是什么，但那声音穿过几百公里，穿过电话线，穿过走廊的墙壁，直直扎进我胸腔里那个已经不跳动的位置。

我妈在哭。

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她这样哭。小时候父亲走，她没这样哭；我南下打工，送我到火车站，她没这样哭；她说“妈都好”的时候，没这样哭。

现在她在哭。

我想伸手，手指穿过空气，什么都没碰到。

凌晨五点。

周经理来了。他在走廊里跟李健说了几句话，我没听清内容，只看见他表情严肃，频频点头，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。

“……是，劳务派遣的……对，年会……喝了多少？也没多少吧，大家都喝了……”

他挂电话，转向李健：“公司会处理的，你先回去休息。”

李健没动。

周经理又说了一遍。

李健突然开口：“他要回家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妈妈在老家，得让他回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