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安府那份措辞含糊的回文，如同一盆冷水，浇在泰和县衙内外关注此事的人们心头。

支持清丈者心生忧虑，而刘家及其关联势力，则气焰复炽。

“县尊，府尊之意，已然明了。所谓‘徐徐图之’，便是要我等莫要操之过急啊。”

县丞再次来到二堂，语气中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“早知如此”。

吴永年面色不变，心中却冷笑。

他扬了扬手中那份来自通政司的密件回执，自然隐去了具体内容，淡淡道：“府尊有府尊的考量，本官有本官的职责。朝廷明令在此，清丈之事，一日不可废弛。”

他不再寄望于府衙的支持，决心依靠自己掌握的力量和周教谕的谋划，强行推开局面。

他首先做的，便是以“协助清丈、熟悉地方”为名，将那几个明显与刘家勾结、消极怠工的胥吏调离了核心岗位，换上了几名虽地位不高、但平日还算勤勉且与地方豪强瓜葛较少的书手，又从县学生员中挑选了几名家境贫寒、有意进取的年轻人临时充任文书。

同时，他亲自坐镇，开始审理几起由周教谕暗中引导而来的、涉及田产纠纷的“小讼”。

一桩是刘家旁支子弟状告主家侵占其名下田产，实为寄户田，另一桩是那小地主正式递状，要求确认被刘家“投献”田产的归属。

这两起案子，证据相对清晰，吴永年雷厉风行，迅速断结，明确产权，并当堂申饬了刘家派来听审的管家。

此举意义重大，如同在铁板一块的刘家势力上，撬开了两道缝隙。